我叫李红梅，我是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人，犹如凤凰涅槃，重获新生。
这崭新的一切，让我顿悟，令我深思，我在心中对自己说，从今以后绝不把时间浪费在忧愁、烦恼、消极、沮丧、伤心、愤怒等等负面情绪上。
从此珍惜时间、珍惜感情、清风明月、恬静安然、从此平和愉悦、专注祥和，有什么烦恼，就当自己已经死了，不去理他。
我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平和地过，安静地过。
天空中没有飞鸟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
突发疾病年10月13日，那天是个很平凡的日子，我整装打扮，充满精神地去上班。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上课时，我的同事冯艳找我有事，她推开教室门，看到我写在黑板上的字重叠了，提醒我擦掉重写。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我已经发病了。
课间，我从楼上下来找冯艳说：“你看，你的眼睛和鼻子怎么长到一起去了？”
她与另一个同事李娜互相对视，李娜说：“我看不出来啊。”
我当时感到恶心，想吐。
李娜急忙从教室里拿来一个纸筒，让我抱着往里吐。
我吐了几口后，就歪倒在沙发上，大声喘气。
冯艳见状不好，立即吩咐李娜拨打急救电话，但李娜手抖得很厉害，声音颤抖地问道：“在哪里呀？”不过冯艳却保持特别冷静，一边匆忙跑过来帮我按揉人中，一边说着：“按手机上的1-2-0，快点打电话。”
其他同事也纷纷行动起来，有人骑着电车去路口迎接，有人去附近的诊所找医生，还有人从学生那里拿来铅笔让我咬住，以免呕吐物引发窒息。
监控画面显示，场面一片混乱，大部分同事都无法控制自己的紧张，手忙脚乱。
唯有冯艳保持冷静，并指挥大家行动。
不久，附近的医生赶到并叮嘱大家不要动我，我则一直歪倒在沙发上，大声喘气。
监控显示，仅过了13分钟，急救车就到达了。
冯艳、李娜跟着上了救护车，在车上医生简单询问我近来服用什么药，身体状况如何？
有什么过敏史？
急救指挥中心指挥着救护车直接开往市三院。
坐在车上时，李娜拨通了市三院的护士长电话，她是我们的学生家长。当救护车到达时，护士长已经带领急救人员在门口等候着。
我被迅速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当我的丈夫赶到时，我已经剃光了头发，穿上了手术服。
在更衣的时候，我询问了冯艳的意见，她直接用剪刀剪掉了我穿的内衣裙子，因为解开扣子已经来不及了。
在丈夫到达之前，李娜打过电话给他的同学和朋友，医院的脑病科主任。
听从他的建议，我们决定进行开颅手术，尽管希望不大，不开颅的话几乎没有生存的机会。
当丈夫到达后，医生告诉他：“开颅的风险很大，很可能会导致人财两空，不开颅的话，你的妻子可能会活不下去。”
丈夫接过医生递来的一沓厚厚的纸，他只说了一个字：“开”，随后低头在墙上签字。
然后我被推进了手术室。
后来听医生说，当时我的瞳孔扩散，呼吸和心跳都停止了。
他们先进行了心脏复苏术，然后我才进行了手术。
至今，我喉咙上还留着那个永远的伤疤。
在我手术时，苏大夫就来到丈夫身边陪他，我手术了近五个小时，术后被推往重症监护室。
在我手术期间，丈夫给在唐山的小叔子和娘家人打了电话，也给在山东上大学的儿子打了电话，告知他们我病情危重凶险，让他们尽快赶来看我一眼，就当临终告别吧！。
后来医生说，当时诊断我是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是先天性脑血管畸形导致的。
在母体子宫里就有了。
我平时也没有高血压等病，平常感冒都很少，体质很好。
有时头疼，就感觉是累的，睡一觉就好多了。
每年都体检，没查过相关项目呀！
病情危重手术紧张地进行着，手术室外是焦急等待的丈夫和苏大夫，手术后我被推往重症监护室，ICU病房，一直处于昏睡状态。
丈夫一直紧盯着我，顾不得喝水、吃饭，他担心我一直沉睡下去。
几个小时后，他看到我大脚趾动了一下，内心感到欣喜：“哇！媳妇还活着！”
那种喜悦之情难以言喻，事后他在电话里向北京的好友兴奋地描述：“媳妇还活着！”
手术当天晚上，小医院，当时我正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头上缠着绷带，脑袋凹陷下去，只有眼珠和手指能稍微动弹。
小叔子带来了银行卡，里面几十万的钱已经被用光，只剩下回去的路费。当儿子看到妈妈如此痛苦时，心中充满了悲伤和心疼。
手术后的第一天，我娘家的亲人陆续前来探望，他们只能在被允许的时间内看我几眼，那时的我还不能说话，他们黯然神伤地看了一眼就离开了房间。
在重症监护室里，我度过了16天。为了防止术后细菌感染，我需要注射人造血蛋白，幸运的是感染被控制住了，手术非常成功。
我一直住在石家庄市三院，直到年底医院。
根据省医保的规定，医院的住院时间是有限制的。
可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医院，当时间到了，就需要腾出床位给其他患者。
因此，医院之间转院。
我的丈夫加了很多病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