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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当勇敢而重情的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从腥风血雨的战场上回来，向他的儿子阿斯蒂亚纳克斯伸出双臂时，阿斯蒂亚纳克斯却惊叫着躲开，并紧紧地抱住了他的乳母。原来，孩子被父亲的盔甲和以马鬃为顶饰的怪异头盔吓坏了。赫克托耳与妻子相视一笑，他摘下头盔，放在地上，然后再次伸出双臂，抱起儿子，用他无限的关怀将儿子高高地举过头顶……
这是一个带有浓郁隐喻意味的场景。
被誉为唯一纯粹、永远的史诗般英雄的赫克托耳也许不会料到，他把儿子举过头顶的姿势，在接下来的所有时代，会成为父亲的一种经典象征。
然而，当穿越时空隧道回到现实中来时，每一个父亲都需要扪心自问：我有多长时间没有把我的孩子举过头顶，用手或者用心？
当代知名心理分析家鲁格·肇嘉给出的答案是：“我们确实生活在父亲缺位的时代。”
这句话颇有点危言耸听的味道，但鲁格·肇嘉显然是一个“直男癌”，他底气十足地提示我们，大量的研究结论给世人敲响了警钟，父亲的缺失已经成为一种史无前例的弊病。
这位有着“人类心理学家”之称的意大利学者写了一本书《父性》。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在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层面，对父亲这一角色的变迁作了详尽研究。从盘古说到当下，很烧脑，也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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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两层涵义，一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父亲，另一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父亲。
“有娘生，无爹养”，有的地方又曰“有娘生，无娘养”，是一句骂人的话，虽然不带脏字，但很恶毒。意思是说一些不学好的渣渣从小就缺少了父母的教养，其中主要指的是缺少了父亲的教导。
对此，鲁格·肇嘉义愤填膺：“一个男人生育一个孩子，然后逃离成为父亲的职责，这是所有时代中最经常发生，也是最阴险的罪恶之一。”
显然，在鲁格·肇嘉看来，对孩子而言，父亲不仅是物质需求的提供者，更是心理需求的依靠者。
然而，不幸的是，父亲正在成为奢侈品。
这其中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是，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少。鲁格·肇嘉提供的一个证据是美国的父亲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平均为每天7分钟。
不知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统计数据，但考虑到有大量的父亲背井离乡外出打工，长年与子女异地生活的现实，估计最终的结论也好不到那里去。
所以，《父性》对工业革命时期父亲状态的描述，特别令人感怀。
虽然父性的消失在一千多年前开始了，但作者认为工业革命初期是父亲“最黑暗的时代”，他称这一时期的父亲为“隐形的父亲”。
因为，父亲从扔掉手中的锄头，走进工厂大门的那天开始，他也突然而彻底地走出了孩子的视线，失去了对孩子的权威，也让孩子失去了心目中固有的父亲带来安全感，他的工作、生活、感情都开始远离孩子，甚至与孩子的生活无关。他为孩子提供生计来源，却不再被作为榜样，不再成为孩子的直接教育者或引导孩子进入社会生活的引路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应运而生，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隐形的父亲”。
有一位摄影记者曾深入到湖北一个偏远的山村，带回来一组留守儿童的纪实图片。
这些孩子的父母都外出打工了，他们留守家里，长年跟随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除了破旧且不合身的衣服，消瘦的身体，最让人不忍直视是的他们的眼神，本该清澈阳光的眼睛，流露出的却是与年龄极不相符的茫然与失落，完全找不到快乐的影子。
显然，任何一点社会进步都伴随着牺牲，而留守儿童牺牲是宝贵的父爱，还有母爱。因此，解决农民工子女随父母生活、就读问题，让父亲不再隐形，应该是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亟待重点解决的突出问题之一，不然，改革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3
对父亲而言，他承担着对孩子十分宝贵的教育任务，其作用是各类教育机构无法取代的，就像学校教育不能代替家庭教育一样。
但现实总是出乎意料的骨感。
鲁格·肇嘉指出，父性的退却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实际生活中，父亲比以往更少在场；二是在象征意义上，他们的仪式功能——举高、祝福和成人仪式——已经不再起作用。他同时指出，母亲可以填补前一种空虚，但后一种很难填补。
在我看来，面对子女，大多数的中国父亲无论在实际生活，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存在先天性的发育不良。
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当父亲、当好父亲。尤其是面对青春叛逆期的子女，他们要么百依百顺，要么强势主宰，而当两者都难以奏效，甚至发生冲突时，他们又会走向另一种极端：放弃父权，选择逃避。
在象征意义上，很多父亲更是不懂幽默、不谙浪漫、不善表达的木讷人。西方人的那种激情表达，大多数中国父亲受传统文化的制约，根本学不来。他们又如何能够像赫克托耳那样在儿子和众人面前脱下盔甲？
如果说赫克托耳的盔甲是关于父性制度的复杂隐喻的话，那么对中国父亲来说，这副盔甲就显得格外笨重。
每一个父亲，无论是自我心理慰藉，还是包括与家庭成员在内的社会人际交往都本能地需要一套盔甲。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让他对长期紧紧笼罩在身上的盔甲变得无感。
在这种情况下，当孩子迫切需要父亲的鼓励与祝福时，身穿着无形盔甲的父亲却因为内敛或不屑而往往忽略了富有仪式感的“举高”表达。结果，既伤了孩子的自尊，也败了自己的形象。
因此，中国的父亲们需要补课：果断地脱掉冰冷的盔甲，向子女敞开温暖的怀抱。
4
我注意到，鲁格·肇嘉在《父性》中从心理学的角度归纳了两个父亲形象，一个是“希腊父亲”，另一个是“罗马父亲”。
鲁格·肇嘉认为，从荷马史诗到几部著名的悲剧，古希腊历史围绕的都是强大、完美的父亲形象，或者说因父亲离家而引发的乡愁。古希腊人的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感情以及社会生活建立的都不在于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也不在于男人与男人的关系，更不在于男人与神的关系，而在于父亲与孩子之间的爱。
因此，“希腊父亲”的形象是丰满的、完整的，既有公共性，又不乏人性。
有趣的是，“希腊父亲”强有力地出现在社会、神话和文学中，却唯独没有出现在孩子的教育中，他把孩子的教育托付给了妻子或家庭教师。更有趣的是，尽管“希腊父亲”经常远离家园，但是如果没有他，家庭将不可想象。所有的家庭情感都与父亲有关，都以父亲为轴心，就像车轮的车轴聚集在轴心。
鲁格·肇嘉还特别推崇尤利西斯，就是那位献计“特洛伊木马”，让希腊最终赢得特洛伊战争的伊塔尔岛之王，称他为权力与温情的结合，体现的是“希腊父亲”的本质。
古罗马竭尽所能地吸收了古希腊的文化，“罗马父亲”就是其文化延续的另一种形式。
与“希腊父亲”不同的是，“罗马父亲”是建立与维护罗马社会秩序的支柱，这既包括公共秩序，也包括家庭秩序。他自己充当孩子的教师，有决定孩子生死的权力，也就是说，他对孩子的权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鲁格·肇嘉认为，延续一千多年，横跨三大洲的古罗马的强大与复杂也体现在“罗马父亲”形象上。
“罗马父亲”的身份被明确地用社会和法律的概念进行定义。男人与一个女人生下了一个孩子并不意味着就拥有了父权，父权的获得在于这个男人要明确表达做父亲的愿望，即通过当众把儿子举到空中，或叫人去喂养女儿的富有仪式感的举动，来表示他愿意承担责任。显然，“收养”是确定“罗马父亲”身份关键词。
对照“希腊父亲”、“罗马父亲”，“中国父亲”长什么样？我们该如何给“中国父亲”画一幅像呢？
我无法给出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重要，尤其是身处社会大变革之中，父子关系已令许多家庭近乎处于万箭穿心的境地，这更值得我们去深度思考。
因为，鲁格·肇嘉断定：“一个民族的成功与一个坚强的父亲形象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合上《父性》，我也坚信：一个孩子的成长与一个睿智的父亲形象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