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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D：ipress
求医就是为了看病，医院是为患者办的，不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打倒帝国主义”或者什么更伟大的目的而办的，看病的任务就够重了，没必要赋予它更多的任务。前不久，有传媒就“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一事要对我作访谈，我说，不是搞这一行的，怎么能乱说？不过几天后，我看网上关于此事的争论也多是外行话，其中却涉及了许多远非技术问题的“公共话语”。有的且事关重大。
屠呦呦教授如今早已退休多年，她的研究是几十年前的文革时代开始的。但是网上的讨论者大概以年轻人为主，很多人对那个被刻意淡化的时代并不了解。我毕竟是过来人，而且还有一些独特的经历，于是就写了一篇对四十多年前的回忆《疟疾、青蒿与中医》[秦晖：《疟疾、青蒿与中医——从屠呦呦获奖引发的争论想到的》，《经济观察报》年10月19日]与大家分享。
结果不少朋友还真引发了兴趣，尤其是其中一些与传统说法不同的内容，有些朋友还提出了疑问。为此我觉得还有必要谈谈，当然，这次谈的与疟疾和青蒿就没有多大关系了。
▍“政治任务”就能导致“真实性”？
前文中我曾提到当年下乡时看过不少中草药书。交稿后上网一搜，发现当年出现的这些中草药书还真成了学者研究的对象。如档次很高的《中国中药杂志》前些年刊登过一篇论文，就把文革期间种“中草药著作”作了一个系统而详实的介绍，并对当时的“中草药运动”进行了独到的评论[胡晓峰：《文革时期中草药著作概述》，《中国中药杂志》第33卷24期（年12月），-页]，使我大开眼界。作者注意到在那13年（-，该文把“文革时期”延长到年，是因为文革中编写的书有的到这时才出版）中问世的这类书籍中，有将近半数集中出现于—年间，并认为这三年成书数量剧增与年各省市举办中草药展览、年举办“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有关，从而构成了“中草药运动”的最高潮。我当年僻居深山竟不知道有这些展览，不过读过后心里也踏实了许多。因为我下乡九年间当卫生员的只有前三年，不敢说对全过程有深入了解，但从该文知道这三年也恰恰是“中草药运动”的最高潮了，因此还是可以回忆点什么的。
该文对这一时期的“中草药运动”总的来说评价很高，用了“真实可靠、验便廉易、重视战备、勇于创新”，其“巨大作用”和“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等美誉。这些说法并非全无根据。从年代改革以来，我国一方面上下各阶层对当时好不容易才摆脱的文革状态深恶痛绝，“彻底否定”和“十年浩劫”成为形容那个时代最标准的两个词语，另一方面对文革的教训并未进行真正深刻的反思，对那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实况也没有深究。在“不争论”、“宜粗不宜细”等说法下，文革研究在大陆几十年来基本属于禁区，深度的分析无法开展。近半个世纪过后，当年真相已经模糊，而几十年中国特色改革与巨大成就伴生而累积的大量时弊却近在眼前，于是当年简单武断的官式“否定”越来越不能服人，当年文字与数字上的种种“辉煌”又被人翻了出来。
这些文字与数字不尽是海市蜃楼。当年那个高强度动员体制不是吃素的，正如在国家投资阙如的情况下以“运动”方式搞经济一样，在国家福利阙如的情况下以“运动”方式搞医疗，有不得已的成分，也还是能做不少事的。即便在经济发达、出版业的规模早已今非昔比的如今，恐怕也难有在出版业极度萧条的一年搞出来近两百种中草药书的声势。一个类比是：我曾回忆在年为准备下乡在图书馆查过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发现有相当大的比例（当时没想到统计一下）是大跃进时期形形色色的“农业高产技术”小册子。事实上，我国除政治性出版物外，技术性出版物自年以后曾经有过三大出版高潮：一是建国初期各行各业各学科介绍“苏联老大哥经验”的小册子，二是大跃进时代的“高产技术”资料，第三就是年代初的“新医疗法运动”读物了。
这些资料并非绝无可取，披沙沥金应能有所收获。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屠呦呦教授获得诺奖的青蒿素研究，有人推测说，关于她受葛洪《肘后备急方》启发之说是出于如今提倡“国学”但又回避文革的考虑。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因为我自己就从当时那些中草药书中得到青蒿治疟的信息，专家学者尤其是屠教授这样的尖子不大可能没看过。
不过从整体上说，除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古训外，由于这类读物的高度“政治性”导致的严重局限更是绝不能忽视的。但时过境迁后，现在有些人已经忘了这点，甚至还反过来用“政治性”来证明这类读物特别可信。上述文章就把“真实性”当做这些草药书的一大特点，而“真实性”居然来源于“政治性”：“文革时期的政治形势要求人们认真对待每一项政治任务，不认真或造假均属于政治问题，因此中草药著作普遍具有真实性。”这样的论断真使我这个过来人大吃一惊：“政治任务”就能带来“真实性”？而且还“普遍”？“文革时期的政治形势”使人不可能“造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是什么时代的名言？文革中斗争“走资派”、“抓牛鬼蛇神”、“一打三反”不是天字第一号“政治任务”吗？为此整的那些“黑材料”因此就有了“真实性”？大跃进放“高产卫星”不是“政治任务”吗？那些“高产技术”及其“亩产XX万斤”的成果因此也有了“真实性”？就说医学、尤其是中医领域吧，文革前夕北朝鲜金凤汉发现“经络的物质性存在”不是“政治任务”吗？《人民日报》曾空前绝后地用两个半整版的篇幅刊登金凤汉的长篇“学术论文”并发表社论高调欢呼，不是基于“政治形势”吗？那些“凤汉管”、“凤汉液”和“凤汉小体”等惊人发现也因此有了“真实性”？
金凤汉骗局发生在文革前，我国也只是鼓吹，“原创”是朝鲜的事，但“文革时期的政治形势”下医疗运动中的造假也绝非罕见。我曾提到文革时期各种新医疗法“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创造了许多“奇迹”。文革终结后，这些“奇迹”多被正规医疗机构和专家彻底否定为“伪科学、大骗局”。[邓元诚：《我国聋人（聋儿）听力康复事业的回顾》，中国聋儿康复网站（白癜风权威医院广东白癜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