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春节回乡拜年散记
己亥春节，雾气很大。
在我四十几年的记忆里，每年大年初一一大早，妈妈就要三番五次地喊我们起来去陶家湾（家读葛）、汪葛店、壕里头和杨河镇上去拜年。家家（外婆，家读噶）早就过世了，两年前，舅爷舅妈也相继不在了，三个表姐早已外嫁，并且，大表哥柏青早已搬到杨河镇上，二表哥松青自结婚后就迁居在应城县城，只有三表哥长青一直在村里留守。去年，三表哥那个三十一岁的有癫痫病的大儿汪腾飞，掉到门口堰里淹死了，他终于解脱了，他爸妈和弟弟也都跟着解脱了。安顿完后事，三表哥也在杨河街上买了房。自此，我的家家湾（家读嘎）就再没亲戚了。
不过，在陶葛湾毗邻的汪葛店，还有我七十多岁的二姨和姨爷，他们与我的三姨表哥杰宗还在湾里住。近几年，我回老家过年，主要就是去汪葛店跟二姨拜年，然后去杨河镇跟四姨及几个表哥拜年，其次是去父母所住的洪山街以及我的老家湾拜年——他们，统称是老亲戚、老乡亲。一年到头，也只有借拜年之机，才有机会去看望一下日渐老去的他们。
年，正月初一，大姐、二哥、侄儿、侄女和我的舅爷舅妈合影。
之一：洪山街拜跑年
己亥正月初一早上，妈妈没再叫早了，不等她喊，我和两个哥哥都已起来了。我是晚睡党，除夕守岁到零点，“出行”仪式之后，半天睡不着，再加上我和妻女三人挤一床，实在没睡好。在我老家，至今的老规矩是男人出去拜年，女人在家守门，四十多年来，一直没变。拜年，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特权。
洗漱收拾，穿戴整齐之后，跟大哥二哥到洪山街上去拜“跑年”。说来惭愧，我这还是第一次去跟洪山街的左邻右舍拜年。自我98年大学毕业之后，妈妈不再种田，从老家湾铁石墩湾（俗称“墩上”）搬到洪山街上来，买了一栋房子，跟小学退休的爸爸一起过活，总算不用种田了，总算过上了“街上人”的生活。十几年来，那座大小有十几间房子的房子，替换墩上那个有前庭后院但早已倒塌的老屋，成为我最挂念的家。平时，家里只有父母两个老人住，只在逢年过节我们兄弟姐妹五家，才有人回来聚一聚，不过热闹几天之后，又是漫长的等待和孤寂。
洪山街不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这里的感情远没有对墩上那样深切。我跟街上的几百户人家，几乎没有往来，绝大多数都不认得，除了紧挨着我家的几户，或我初中或小学同学之外。有道是有父母的地方，就是家，爸妈定居在街上，就得跟周围的人们搞好关系。过年相互拜个跑年，就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除夕夜“出行”祭品。
年，正月初三，洪山街上的采莲船。
所谓“跑年”，是初一一大早，到附近的人家去拜个年。一般的程序是：进门，对着中堂拱手道声“恭喜发财”或“跟您家作个发财揖”，主人忙在一旁还礼，发一棵烟。不太熟的，毋须多言，打个过场就行了；熟悉的，说上几句话，接到烟，就可以“跑路”，转去下一家了。这样的拜跑年，短的只要一两分钟就完事，长的不过六七分钟。无论主人怎样热情、怎样客气，说要留你喝茶吃饭，切不可当真，当真了那就是不懂规矩。别小看跑年，从小的方面说，融洽了邻里关系，从大的方面说，有利于和谐社会。
洪山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几百户人家，也没必要全部拜到，根据“地缘政治学”的原则，把附近一两里范围内的人家跑一遍就行了。我前面有大哥二哥顶着，我跟他们进到人家屋里“哦呵”一声，随声附和一下就行了。认不认识，没关系，见面就是年，主要是礼节性的问候。老家的习惯，初一至十五期间，哪怕是见着生人，也是要互道恭喜的。
跑年这一圈跑下来，将近一两个小时，口袋里装满了人家散的烟，有四五十棵，一家一棵，看来，我们已经跑了五十多户了，这五十多户人家，以后来往就感觉要亲一些。跑年重要的是礼数，见面三分熟，礼数尽到，日后碰面，就不是生人了，就算有矛盾，也会缓和许多。
之二：大双喊了我一声
在洪山街西头，拜了四家的年，他们都是墩上的原住民搬过来的，是我真正的老乡亲，对他们格外亲切些。其中，幼林和小双，他们两个都是我从小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自从初中之后，我离家上学，他们外出打工，就很少见面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和商，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几年不见是常事，偶尔一见，也是在每年拜跑年的时候。遇到了，都高兴得很，高兴之后，免不了感慨：哎呀伙计你怎么有白头发啦？搞的么名堂伙计，你老完了啊！最后一起叹气，也不知道在骂谁：狗日的，都老毬了啊！
每年回老家过年，最大的感觉就是“小的在长、大的在老、老的不见了”，感慨、叹气、怨恨，能解决什么问题？小的在长、大的在老、老的不见了——有什么办法！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这就是无可奈何的真相！对我们这一茬人来说，近几年，都到了“小的没上班、老的没上山”的年纪，不容易！活着，不出意外地活着，就作揖了，还指望什么？
我说这话，不是矫情，是意外遇到大双之后，心里的感慨。
小双是我墩上的发小，小双和他哥大双是跟我们三兄弟从小一起长大的，逃学、打片、放牛、捉鱼、掏蛋、打鼓泅（游泳），是常在一起玩的。大双小双跟我们说的话一样，但他们父母说的是应山话，我们叫“呔子”，河南人说话我们也叫呔子。他们家是从上头应山搬下来，到我们湾里落户的，他们的爸爸叫光喜，我们喊叔。光喜这名字好啊，光喜光是喜，可是他哪里有喜，他有的是无尽的悲和愁。
光喜叔一生勤扒苦做，除了种好自己的责任田，他还到处开荒种庄稼，增产增收，搞得我们放牛都没得大场子了。辛苦几十年，光喜叔把两个儿子好歹拉扯大了，结婚、添孙，安排好了，接下来他就等着享福了。却不料家运实在不好，先是老伴得癌，拖了几年，死了。紧接着，大双媳妇在外打工，打着打着跟人跑了，大孙子也被带走了。大双受不了刺激，疯了，成了个魔气，认不得人，好在不乱说乱动……于今只好靠他弟小双养着。
好在老二小双一家还算顺当。只是小双媳妇，人才好，长得刮气（漂亮），她也在外打工，街上就有些风言风语……这倒罢了，嘴巴长在人家嘴上，爱说说去。遭业的是，没过几年，光喜也查出了癌，他不想拖累后人，一生受苦的庄稼汉子，竟兀自寻了短见。他死了几回没死成，跳水、上吊、农药，农村常见的招数他都没做成，最后狠下心来，用菜刀割断了自己喉咙！我妈去看了现场，据说脖子都快割断了，血流了一屋……一个人赴死，何以如此惨烈和决绝！真是惨不忍闻！
这样的家庭，太让人同情了，但我又能做什么？一年到头，不过去拜个年而已。
初一上午，我们来到小双家，门口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衣服脏旧，神情憔悴，这就是魔气大双。大双旁若无人、漫不经心地磕瓜子，瓜子壳都吐到自己的衣服上去了。我注意到他的指甲很长，里面还有黑泥。从他面前经过，我看了他一眼，他正好也抬头望我，他突然温和一笑，十分清晰喊了一声：“兵啊！”没等我反应过来，他随即恢复原状，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地吃他的瓜子。二哥说：“咦呵，魔气怎么还认得你？他根本不耳我了。”
进屋，作了发财揖，小双的老婆给我们发烟。三十上下年纪，面皮干净，的确是一个刮气的女人，礼数也周全。在洪山那个偏僻的小街上，这样“确”（漂亮）的女子，是不算多的。
我们出来，再次经过大双面前，我本想打个招呼，他像个木头人，不说，不笑，完全不认识我了，他木然地嗑瓜子，噗噗噗，瓜子壳满天飞，一地，一身。这个人看来是彻底废了，要知道，我所知道的大双，原本是多么精神的一个小伙子！
上车离去时，回望大双，他仍站在那里吃瓜子，一动不动。我已经十几年没见过他了，他也没有见过我，如果不是他喊我，我完全认不出那个吃瓜子的呆傻男人就是大双。而我，长胖了三十多斤，鬓角都白了，还戴着眼镜，气质和长相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一路上遇见的几个熟人，都说我变了快认不出来了——魔气的大双，却在瞥见我的一瞬间立即喊出了我的名字，还露出了十分正常的微笑，这是怎么回事？
大双喊我的那一刻，他看上去很正常，一点也不像是个魔气。他真的是魔气吗？看来，在他一堆乱码的大脑皮层深处，他一直保留着关于我的儿时影像与记忆，那么，大双的病能不能通过治疗得以好转，甚至康复呢？那么又有谁，出这一大笔医药费呢？
真希望下一次见到大双，在他笑着喊出我的名字之后，还能跟我握握手、聊聊天，说说墩上过去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我们共同记忆里的故乡和童年……那该多好！
之三：腊芝伯妈要送我们
从小双家出来，坐上大哥的车，到老家湾去拜年。一路上雾气很大，两米开外不见人。
大哥要开车，他跟我和二哥约好，他在老湾的门口堰角等，叫我们两个去墩上、刘馆和猪场三处去拜年，然后会合一起去汪葛店。
刘馆是墩上的附属湾子，现在，那里有云超伯爷、松柏老哥、以及光喜的堂侄建云三户人家住着。刘馆原先不是一个湾，原来是何程寨历史上有名的大地主胡龙强的庄田。此地地势低，水程好，胡地主在此做了几间屋，便于佃农照管庄稼。胡龙强解放后被共产党镇压了，土地房屋分给了佃农，逐渐就有人来做屋，慢慢就形成了湾子。我小的时候，正是80年代初分田到户，那时候的刘馆有十几户，人气旺得很，光是潘队长家里，就有十个伢。
云超表叔是在八几年从墩上搬过去的。云超的妈，我们叫姑婆，是我爹爹的亲妹妹，在以往他们老辈活着的时候，兄妹之间关系并不大走动，这主要是受我姑爹影响。姑爹必劲当过国民党保长，精得很，他看中了我姑婆，欺负我爹爹老实，管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姑婆半娶半抢弄回来成了家。解放后，姑爹被专政，他开槽坊吊酒卖，广结广交，俨然一方头面人物。姑爹向来看不起他的老舅哥，也难怪，我爹爹属于两个磨盘压不出一个屁来的人，忠厚得近乎于懦弱。
不错，我们家，就是云超云凯云明他们三兄弟“嘎嘎”家里的人，受他爸的影响，三个表叔对他们的舅爷也不怎么样，对他们的老表我爸爸还算好点，对我们晚辈就谈不上什么骨肉亲情了。云凯家门口有一颗枣树，有天早上，我馋不过，仍了几块砖头偷砸了几个枣，云凯耖田回来，腿上的泥都没洗，扬起牛鞭就抽起来。二哥为了护我，挨的鞭子最多，背心的梗子一道一道，不就是几颗枣吗？说到底，是没把杨家人当亲人。
云超伯爷至今还留守在刘馆，跟他老伴有关。他老伴，我们叫腊芝伯妈，已经瘫痪了好几年。云超伯爷在家里守着老伴，哪儿也去不成。我们去拜年，坐在躺椅上烤火的腊芝伯母，对我们慈善地笑着，也不知说的什么。我们要走了，她欠起身子，挣扎着想站起来送。老人家虽行动不便，礼数还要尽到，这就是老辈人。年轻一代人，哪管那些。
之四：松柏儿子有出息
接着去隔壁的建云家拜年，建云正巧在他家门口打电话，我们进家里去打了个过，就直接去第三家松柏老哥家拜年了。
松柏老哥，说起来是哥，其实也六十好几了。松柏的二叔兼养父叫元友，50年代饿饭，元友跑到新疆农九师去支边，他有板眼，学会了开拖拉机，转成正式编制。大概六几年回乡，娶了一个哑巴（哑读啊）过日子，啊巴还带了一个姑娘来。小时候见过啊巴，她人热情得很，见到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是满脸笑，咿呀啊哇地比划着说个不停。她很想表达，但谁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只好敷衍几句走开。
我印象中的友元伯爷，话不多，不苟言笑，不如他的啊巴好接近。如今，友元伯爷已经80多岁了，曾经那么有板眼的一个人，现在坐在养子楼房边上的闲屋里，默默吃着麻糕。光线暗，我看不大清楚他的面相，见有客来，他站了起来，驼背，面色有点松动。难为他，还认得我们三个是谁家的客。
松柏老哥从屋里迎了出来，他天然卷发，额头宽，鼻子有点塌扁，跟迪克牛仔有点像，我总觉得他有闽南人血统。松柏有剃头的手艺，小时候，总见他挎个剃头箱子，走湾串户，扳着人家的脑壳刮脸挖耳，不过我不记得他跟我剃过头没有，要剃估计也是刮胎毛吧。松柏没什么事值得说的，倒是他有个好儿子，有出息。松柏说，有个老板的姑娘，拼死拼活要跟他儿结婚，甚至吓死人跳楼把腿都摔断了……也不知真假，要我说，摊上这么个死心眼的婆娘，也是够他儿喝一壶的。
之五：海生屁股上的记号
在刘馆拜完年，从刘馆门口堰上来，转到原何程大队养猪场，那里有明强叔和金海哥两家，他们分别是从刘馆和墩上搬去的。我记事的时候，就有那个规模不小的养猪场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问我爸，才晓得它的来历：是在我出生的七五年，孝感地区财政局的谢国华局长带着“邓小平工作队”到何程大队来住队搞整顿，由谢局长所带的现金和物资建造的。我百度，看到这一段文字：“邓小平在年领导的整顿，是值得在中国历史上大书一笔的大事。正是这次整顿，部分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左”的错误，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理论观点，使中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和否定的情绪，而“四人帮”却倒行逆施，整邓小平，阻止整顿的进行。这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不满和反抗，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
原来，养猪场还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小时候，我爱去养猪场玩，那可何程大队方圆几十里规模最宏大的建筑群。养猪场有一个大化粪池，有一个长方形池塘，还有好听的猪叫和难闻的猪骚。我尤其喜欢那个两个篮球场大小的水池，从三排猪屋的中间走下去，就有一座水泥桥延伸到水里去，桥只有半截，到了桥尽头，也就到了池塘中央。顺着渐次降低的台阶走下去，可走到水里，不过水面没膝就再不敢走了。也不知道池子里水有多深，满池水面覆盖着黄绿的肥猪菜，水池对岸是一蓬蓬的杨树，浓密的绿茵里，传来蝉叫声，知了，知了，不断气地叫。
我还记得猪场里曾经住过一个无儿无女的五保户，叫少安的，是读老书的人，我见过他的线装书，他跟我们说话，是之乎者也听不懂。后来，少安到桑树乡养老院去养老了，不知他的那些线装书，现在在哪里？于今，养猪场已经面目全非了，再也听不见猪叫、闻不见猪骚了。猪屋废弃了，池塘也淤塞了，成了一个泥凼子，桥还在，不过成了旱桥。十几年前，金海哥率先搬到刘馆上面的渠道边上去住，那里是现在何程村的村部所在地，金海也成了村干部。而养猪场这边，就只剩下明强一家独屋了。
年，腊月二十九，刮野火。
去年拜年还来这里，明强叔说“海生在县城买了房子的，明年可能要到安陆去过年了”。海生，是我小时候最亲密的玩伴之一，也是最听我话的小伙计。那时我们玩打仗的把戏，我自封司令，他就是我的警卫和副官，我模仿电影里的匪军司令一喊“副官”，他就大声答“有！”我喜欢他，他也腻我，他对我可谓是言听计从、步步紧跟、赤胆忠心，叫他往东他不会往西、叫他打狗他不会赶鸡。
海生和他爸明强是两代单传，从小看得很贵气。他奶奶，叫万家婆（家读葛）的，曾参加过李先念的队伍，在新四军被服厂干过革命，是安陆桑树“柏树黄惨案”的幸存者之一。我万没想到万葛婆这个老太婆还是老革命，跟打仗电影里的可不一样！八几年，下来了政策，像她那样早年参加革命的人，国家把钱，月月都有。万葛婆请我爸爸跟她写申请材料，这才得知，日本鬼子摸进柏树黄湾的前一天，十几岁的万葛婆刚好请假回了家，这才有幸躲过了日本鬼子的机枪的……多险了！
农村伢，成人之路上最大的危险就是溺水，谁没有溺水的经历呢？我就差点淹死了。万葛婆只有海生这一个孙子，她看管海生紧得很，生怕出什么岔子，我甚至怀疑，她是拿新四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管自己的小孙孙。海生奶奶怕他溺水，六七月天，一早上准会在他小鸡鸡或屁股丫里做个记号，用的是那种红靛水，染小鸡鸭用的，给小鸡鸭染色，是为了做记号，防止跟别人家的搞混了。但身为司令，我发话说要“打鼓泅”，海生敢不听？我六岁上，就无师自通学会了“打鼓泅”，我带的队伍我的兵，哪有不会打鼓泅的！不会打鼓泅的，就是国民党！
每次跟海生脱裤子下水前，我先看看万葛婆把记号又做在哪儿了，玩完水，上了岸，叫海生去我家，我用红靛水再跟他画上，他回去就好撒谎了。万葛婆那时已经六十多了，老眼昏花的，记性不好，看不出孙子屁股上的红记号已经二度加工过。不过，有一次还是被发现了，她把海生给打了一顿。那次失手，是因为我把本该画在屁股左扇的记号，给挪到了右边。海生哭得哇哇叫，还好，没有坦白从宽，没有把幕后黑司令给供出来，可见，海生是我的好兄弟。
走到养猪场，雾气越来越浓了。晨雾中，海生家的后园树林若隐若现，木叶凋零，一片萧瑟，冬青树缩成一团，瑟瑟发抖。海生家大门没贴春联，果然是去县城过年了。我瞥见抹子屋（主房的附属屋）也大门紧闭，万葛婆以前是单独住在这屋的，不禁顿生感伤。
去年，90多岁的万葛婆死了。万葛婆真是寿大，打我从小记事的时候起，她就是一个老婆婆样，等我到了四十几，她仍是一个婆婆样。寿多则辱，在农村，活得太久了，未必是好事。，万葛婆总算死了，好，好多人松了一口气了，她再也不用担心海生屁股上的红记号了！而海生老弟，现在也已是四十好几的中年汉子了。打他家门口过，我想他，想我们打鼓泅的童年……么时候，再在他的屁股上做个红记号就好了。
之六：铁石墩下的老头
从明强屋里出来，转到墩上去。
墩上，全称叫铁石墩，这个名字是有来历的。据说湾子后面那个高出的土墩子，是太上老君打铁的铁砧板。传说大部分子虚乌有，不过，关于那个墩子，却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话说明强的大伯叫光汉，是个落第秀才，王秀才在乡里，不做塾师做道士，还会岐黄之术，摸脉开方，算是一方名士。清末民初，某日，蔡松柏老哥的爹爹天云老头死了，王道士看风水，说铁石墩那个墩子就是风水宝地，如果深埋三丈，必将荫庇后人，蔡家能得势走运，飞黄腾达。于是蔡家招办，真的将亡人连带棺材埋进墩子下去了。那个墩子，就在我家后园，因为我家老屋，就是买的蔡家的屋产。蔡家后来发达了没有？也血脉流传，但实在说不上出人头地，不然也不会售地卖房。
一想到我家后园那个墩子下深十几米的地方，至今还埋着一具棺材和一个希望给后人带来好运的老头……哎呀，头皮就发麻。可我小的时候不知道，常跑到墩子上去玩，墩子上长着繁茂的竹木，那时一点也不害怕。上学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所理解的百草园就是我家后园那个墩子。
年，正月初三，和大哥在刘馆上的渠道跌落池。
铁石墩的那个墩子，其实就是一座坟。离铁石墩西南方向不远，还有一座墩子，叫“高高坟”，再往南一里，就是乱葬岗。毛家的小兄弟三明，在门口堰里淹死了，就是埋在那儿。那个地方很阴气，我至今都不敢去那里玩，小时候放牛更不敢去。成年后对考古感兴趣，得知平原地面上如果突兀起了一座高地，那说不定就是王侯将相的坟，我总怀疑高高坟或许就是陵墓封土。这么说，可不是臆想，要知道，在离我老家十几里的安陆木梓乡曾毛大队，就出土过一座唐代大墓，墓主人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媳妇，是大唐吴王李恪的王妃杨氏，李恪曾在安陆（安州）当过官的……好在，我老家湾的地形地貌不全是纯然的平原，算是平原与丘陵的缓冲地带，类似这样突然鼓起的墩子，多的是。高高坟也许没什么稀奇的，就是普通的土墩子而已。
年春节，熊家大堰和铁石墩。
铁石墩湾俗称“墩上”，从我记事时期，它就不是一个大湾子，不过十几户、近百口人。墩上主要是以丁、王、毛三姓为主。我家是杂姓，是爹爹那一代从应城搬上来的。墩上，却是我真正的故土家山。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直到12岁到洪山街去读初中，才渐行渐远，逐渐离开了墩上。不过，直到我大学毕业后的年，我家才从墩上搬出，彻底离开了这里……算起来，我家三代人，在墩上住了近60年。我的大爹爹大婆婆，爹爹婆婆，亲大伯、亲二叔，以及堂大伯五老爹爹，就都埋在铁石墩。那里，也许也是我的最后归宿，这是生命的轮回，与宿命的结局。我对铁石墩这个地方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感情，每次回来，或者就在梦里，就像孟庭苇唱道的那样：“每个角落都有回忆”。是的，在铁石墩的生活图景，都封存在我的记忆里，若干年后，等我老了，有足够的能力，我或许将要以文字的形式把它部分地记录下来，藉以留住铁石墩的某些历史的断片和截面。这，是我对故土能做到的唯一回馈。
虽然搬出了墩上，但我与这里的感情却似乎日益浓郁了。每年清明，都要回去上坟；每年春节，几乎都要回去拜年。最近十几年，墩上的变化非常大，原先人气旺盛、生机勃勃的湾子，现在已全面凋敝了，老一代人死得差不多了，年轻一代都在镇上或县上买房定居，目前只有王金堂、王玉堂两兄弟，以及毛家的家成，他们三户还在做最后的留守。
从浓雾里走来，我们走进雾气弥漫的墩上，恍惚间，不知从何处来，也不知何处去。墩上的一切都被遮蔽在梦一样的迷雾里，前走一米，才能看清一米。听不到一声鸡鸣，也听不到一声狗叫，墩上，仿佛是我虚构的一个存在，只隐约听到有说话声从家成叔家方向，还有远处的微弱鞭炮声，穿过树林和水面，飘到我的耳里来。这里，还是我的故乡家园吗？为何变得如此陌生？心有所感，于是哼出了一首打油诗：
拜年路上雾茫茫，祝语穿林过耳旁。
爆竹声中无犬吠，只疑故土是他乡。
之七：国安脸上的碗形疤
我们从浓雾里钻出来，走进被雾浸润着的墩上，第一家是金堂老哥家。早上金堂到洪山去跟我爸妈拜跑年，刚刚打过照面的。他还在外面跑，人没回，他屋里是莲芝嫂子守门。进到院子，到堂屋里作揖，看见了金堂的老母亲走了出来。论辈分，我喊她“申家伯妈”（家读葛），申葛伯妈已经80多了，向来刚劲足，大嗓门，很热情。每年拜年都能见她一回，似乎没什么变化，不过今天看来，伯妈好像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金堂老哥家里，是我小时候去得最多的地方。因为他家的两个小子松安、国安和我很要好，松安、国安和他们的小堂叔海生，都是跟在我屁股后面留着鼻涕跑的小兵蛋子，是我货真价实的光屁股发小。我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一张照片，就是跟松安在门口堰的机井旁照的。那年我7岁，松安5岁，照片已经十分模糊斑驳，但两个小小少年，依然那么童萌稚嫩。松安长大后去应城杨河学做蛋糕，他到处做生意，过年回得少，只在前年拜年偶遇过一次。曾经的清秀少年，现在都成油腻大叔了。
松安的兄弟国安，也是杨司令我小时候的警卫副官之一。国安脸上有一个环形的伤疤，是他五六岁的时候“戳的拐”。那天晚上，我带着一帮小兵“冲啊”，打着裸胯的国安端着大饭碗跟在后面瞎跑，跑得小鸡鸡一颠一颤的，不料树根一绊，摔了一大跤，这下坏了！饭碗破了，扣在他脸上，从此破了相，留下了一个碗形的轮廓。乡村庸医误人，缝合伤口的时候，把他左边嘴角给缝上了，至今，国安咧嘴一笑，嘴巴就歪斜着，不能全打开。其实，他是一个帅小伙，浓眉大眼的，唉，都是杨司令给害的！
无独有偶，我跟国安真是结下了不解之缘，类似的遭遇，我上四年级学《我的伯父鲁迅先生》那篇课文的时候，也不幸被饭碗给破了相。正是双抢忙月，我爸犁了一上午油菜田，准备灌了水整好田，栽早稻秧。我放学回家，妈叫我去喊爸回来吃饭，我用海碗盛了饭，夹了几块辣椒干炕冬瓜片，夹了一筷子白花菜，舀了几条羹蒸蛋，满满一大碗饭菜，为的是一碗吃饱，免得再添。我屁颠屁颠来到刘馆中堰喊爸爸，他卸下扼头，让我家那头水砂（母牛）去渠道坡上吃草，叫我照看一下。爸爸走了，我坐在渠道顶上吃饭，看着脚下的水砂甩着辫子一样的毛尾巴，悠哉香甜地吃草。我头脑一热，突发奇想：要坐在牛背上，它吃草，我吃饭，那几好玩！于是我，端着碗纵身一跃，想稳稳当当地坐在牛背上……哪知用力过猛，来了个鲤鱼跃龙门，从牛背上一下飞跃过去，重重跌倒草地上去了！幸亏下面是草地，不软不硬，没把我缩了骨肉打回原形，但是饭碗破了，并且正好扣在我左脸下方……不过我比国安幸运，我的伤疤在左脸下颌骨往脖子去的转折边楞上，一般是看不出来的，要是留了胡子，更不易发觉。
我跟国安的缘份，还没完。我们两个算是铁石墩读书读得不错的伢。97、98那两年，我们都离家到黄石去读书，我读大学，他读中专，中间还有往来。我还带着女朋友去他所在的省化工学校附近的录像厅看录像，我请他和他女朋友吃饭。那时候，我们都谈了女朋友，暂时放了心。我们是破了相的刀疤脸，担心找不到媳妇啊！这还不算什么，我跟国安老弟，还同过生共过死，差点被一起淹死了！关于此事，我另有文章记述其事，不再赘述。
一晃，我与国安也有好多年没见了，前年拜年遇见过一次，要了电话，互加了QQ，他在南方什么地方开了个五金厂，是个小老板了，不知道他手下的伙计们看到国安脸上的疤，是不是有点疑惧？我们聊得很少，他隔段时间就来我空间里看看我贴的文字字画，但几乎不留言。不留言不等于没感情，我相信，哪天相遇，肯定还跟小时候一样好。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们老了，各自抱个烘锣在避风的墙根下晒太阳，那也是一番动人的情景。
之八：毛家后园的桃树
作别了金堂家，去隔壁的老二玉堂家拜年，门上一把锁，没人。估计到外地过年去了。我们就转到对面的家成叔家去。家成家里倒是挺热闹，有六七个客蓊在一起说说笑笑。这其中，竟然有我小学同学毛小早。小早是何程大队六队的，小学毕业后他去河北廊坊还是哪里学做豆腐。参加的帅哥，现在也是油腻大伯了，身量体型比我记忆中的他整整发了三四倍还不止……咳，时光这把猪饲料啊！
家成叔，攀起来，跟我家还有点亲戚关系，他婆婆是我亲奶奶的姨妈。家成的父亲叫传诗，我们叫他“毛大人”，毛大人的老伴，我喊“李葛婆”，她是个能说会道的人物。毛大人，那个带着顶上有个毛线坨“狗钻洞”帽子的老头，就是从门口堰里把我和国安捞起来的人。我死也忘记不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七月农忙，7岁的我，驮着5岁的国安想游到门口堰中间的滩上去，还没开始动弹，我们就掉到深凼子里去了。国安水草一样死死地抱着我不放，我下死力一脚把他蹬开，连滚带爬爬上堰堤，大声喊救命救命！夏日蝉鸣，整个湾子都在午睡，连反刍的牛也眯着眼睛打瞌睡，只有毛大人一个在老枸树下打草要子。他听见了呼救，赶快跑到水边，看到国安那双在水面乱抓的小手，在水里时隐时现，好笔诗里写的“出没风波里”……毛大人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去，生拉丝死拽把国安给捞了起来，我们两个腿都软了，躺在堤上，死狗一般……毛大人，是我们两个的救命恩人，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老人家！
年腊月三十，我妈妈杀鱼忙年。
砚冰吃东西。
成叔有兄弟四个，老三给了人家，在墩上住着的是老大家军、老二家成和老四幺狗。家军叔有原本有三个儿子，大明、小明和三明，三明几岁的时候掉进门口堰里夭折了。大明和小明也是我的玩伴，大明是我小学和初中同学，但我跟小明玩得多些，他读书不中，他的小学作业，一半是我代劳的。作为报偿，他也给了不少好东西供我享用，糖啊麻糕啊霉豆腐啊什么的。家军叔是墩上最早搬出去的人家；家成叔有一儿一女，分别叫凌云和卫兰，卫兰早就嫁出去了，凌云个子高瘦，小时候也是我的兵。毛家老幺叫幺狗，是个歪嘴，他是叔，但我们背后叫他“搠嘴”。
有道是“皇帝都爱头胎子，百姓却爱断肠儿”，在我老家，幺儿一般最得宠，幺儿也一般是跟老父母一起住、一起过活的。毛家也一样，幺狗是跟他父母住在老屋里的。说起毛家，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个是毛家神柜上有一个白瓷毛主席胸像，小时候去他家里玩，老以为毛主席是他家亲戚，都姓毛嘛。再一个就是，毛家后园里有一棵桃树，不是鸡屎桃，是能结鸡蛋大又脆又甜果子的桃树。这棵桃树，是墩上、刘馆乃至附近几个村子里，我小时候所发现的除枣树之外唯一的一棵正宗果树，那是让我牵肠挂肚、常常打主意的植物，也是考验我道德感与意志力的一个诱饵。
春节一过，从桃树打苞的时候开始，我恨不得天天都要去打探一番，开花没有？花落了没有？结果了没有？手指头大了？板栗大了？还不等它长成鸡蛋大，我就想方设法想去偷桃了。可是我的计谋总是失败，因为毛家屋后的后园，跟墩上所有人家一样，都是有围墙的，院墙上用土砖砌了半人高，里外还栽着密密麻麻的刺树，猫耳刺，狗刺坨，你根本钻不进去。即便学狗钻洞，一闭眼拼了小命往刺里钻，衣服挂破了、头手出血了，好不容易穿越防火墙，进到园子里又傻眼了，毛家的后门大敞开着呢！毛大人就坐在屋檐下扎草要子呢！毛主席是他家亲戚，你还敢动不？只好两手空空，冒着危险再次穿越火线，蔫耷耷地落荒而逃。
毛家后园那棵桃树，是我儿时永远的一个念想，我千方百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自始至终不曾品尝一口，它简直成了我的一个心结！十几年前，毛大人俩老死了，幺狗搬出墩上，他家的房子朽了，白瓷毛主席像也不知搞哪里去了。有次清明回乡上坟，我还特意去寻找那棵桃树，只见刺树犹在，恶木丛生，桃树一如桃花源，杳无踪迹，无处可寻。我的心情，跟寻桃花源的太守和南阳刘子骥一样，乘兴而去，扫兴而归。
不过，每年春节过后，一见桃花灼灼，我脑中的第一化学反应，却还是毛大人他家后园的那棵桃树。它一定还在某个角落，充满希望，充满诱惑，灿烂盛开着。
之九：日本人把我家的毛驴吃了
把墩上的跑年拜完，我们兄弟仨即驱车去汪葛店，跟我二姨妈拜年。
我老家墩上，地处京山安陆应城三县交界之处，这里有一个横跨三县的叫短港的大水库。从墩上往西，两里地就到了西湾易葛湾，这是安陆西北最的边缘的村，再过去两里，就到了应城地界，再走两里，就到了应城市杨河镇的汪葛店村汪葛店湾。在和平时期，两县接壤两不管，从西湾易到汪葛店的几里路很烂，大坑小凼，几十年没有变。今年回乡，发现安陆这边的路修好了，但应城那边还没有动静，但愿邻县的有关部门主动作为，修好路、结好缘、连好心。
在历史上的动乱时期，三县交界三不管，易出土匪，也容易成为各方势力的温床，只是可怜了小老百姓。我们那里出没出土匪，不清楚，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吾乡被小日本占领，是沦陷区，也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抗日活动的地方。在汪葛店与何程交界的一个叫“朱曹岭”的地方，李先念曾带着队伍在此抗日。
打小，我就总听爹爹讲“跑返”的故事。说是，日本人在应城杨河有一个据点，建有小炮楼，有一个班的人把手。每回，日本人一出动，首先打炮，打就那种六零小钢炮，就是电影里那种迫击炮。爹爹说：“那炮打得同同同的响，不一会日本人就从杨河上来了，骑着高头大马，挎着东洋条子（刺刀），嘿死人！”日本人来了，要赶快“跑返”！男人把活不做，从田畈里跑回家，带上老婆和伢和几件贵重东西，麻雀一样四散飞跑。女的千万要记得在脸上抹上锅灰，不然的话，要是万一遇到鬼子，那就遭殃了！老百姓们到野地里躲起来，到晚上才敢返回村里，这一跑、一返，所以叫“跑返”。
爹爹讲，日本人对我家犯下的事，主要有两条。一是，有一年，爹爹赶着我家唯一一头小毛驴去杨河街上卖柴，通过哨卡时，日本人验了“良民证”后，不知怎么惹烦了一个日本兵，那家伙拿起步枪，用枪托照着我爹爹的腰和屁股顿顿顿就是几下。爹爹打了闪了腰，坐骨神经打伤了，回家躺了一个多月才好。二是，有次日本人来了，爹爹带着奶奶和两个儿子跑返（那时我爸爸还没出生）。形势紧急，家里的毛驴没牵走，第二天回家一看，毛驴被宰杀，连同家里的米面菜蔬，都被日本人吃了个精光！可怜那只毛驴的皮和内脏，被仍在一个叫“曹家堰”的水塘里……你说这吃畜生的日本畜生，拐不拐！？我把这两件事也讲给女儿听，国仇家恨，要从娃娃抓起。
之十：杨河街上的书摊
应城杨河镇是我小时候所能想到的大地方，没想到还被日本鬼子占领过，不可思议。对我来说，小时候，“上杨河”赶集，那是最快乐的时光，这时光，一年到头也少得可怜，基本上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去杨河附近的壕里头湾给大姨四姨拜年，才有机会上街玩。
那时候我们老表多，四个姨妈一个舅，加上我家，六家的小萝卜头，共有三十多个。浩浩荡荡的像日本鬼子进村扫荡一样，六户人家，挨个去，说是拜年，其实是轮流吃喝玩乐。人少好过年，人多好吃饭，不错，我们一来一大群，差不多要把各家的麻糕炒米荷叶（糯米炸的）等零食一扫光。有一年，在大姨妈家，她家半人高的一缸压萝卜，硬是给我们摸了吃了个底朝天！挽起袖子，把胳膊伸到冰冷刺骨的卤水里摸萝卜，浮力下，萝卜一碰一漂的手感，至今还在我的肢体记忆里。
我家的表兄数不清，年，正月初一。
我们最喜欢去的亲戚家，就是离杨河只有几里路的壕里头，去之后，我们必去杨河疯玩，主要干吃喝玩乐四件事。对我来说，花上2分钱的压角（岁）钱，到杨河街上那个老头的小人书摊子里看上一天，是最最幸福的享受。《西游记》《三国演义》等连环画，就是在那个摊子上看的，至今，我一看见钱笑呆画的孙悟空猪八戒，第一时间想起了杨河的那个书摊。
我虽是安陆人，但我的亲戚绝大多数都在应城，我对杨河，对杨河所辖的三四个湾，汪葛店（二姨）、壕里头（大姨四姨）、大汪家湾（我的舅爷）、王家湾（爸爸的舅爷）感情最深。就是现在，四十多岁了，一说过年，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应城，去我的姨妈、舅爷和老舅爹家里去……人世沧桑，王家湾的老舅爹（奶奶的哥哥）早就不在，去不成了；大汪家的舅爷过世了，也去不成了；壕里头的大姨大姨爷，还有四姨爷也都过世，都去不成了……现在，能去的，就只有汪葛店的二姨家了。
几个姨妈中，二姨家离我家最近，不过七八里路。小时候去得最多的亲戚，就是二姨家。二姨有三个哥一个妹，享宗、木宗、杰宗和翠芳。木宗后来搬到我家隔壁住，他娶了我大嫂的姐姐，他跟我大哥是表兄活的，也是连襟活的，可谓亲上加亲。
年，我画二姨。
二姨虽然瘦小，但性格很刚，热心快肠，对我们这些姨侄儿子，那真是巴心巴肝的没话说。二姨爷，人高马大的，当过民兵连长，老帅哥，他对我们也不赖。每年来拜年，他们都要热情地留客吃饭，你要不吃，他们还会生气，是真的生气。二姨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儿呃，你一年到头不到二姨家里来，来了不吃点么事，我心里过不得啊！”
值得一说的是二姨爷的大哥，被国民党抓了壮丁，49年之后去了台湾，80年代，跟家里联系上了，回来了几次。据说他是汤恩伯的部下，国民党的师长，还是少将，据说很有钱。这个国民党的师长第一次回来探亲的时候，二姨家还管了客，我也去了并见过师长。他人在外几十年了，好不容易回乡，却并不愉快，他的父母长辈都死了，几个兄弟姐妹为所带回的礼金分得不匀而闹矛盾（几个嫡亲的兄弟姐妹，一个人一个金耳环，另外还有台币）。那晚，一圈人围着他，他躺在床上，情绪不好，低着头，沉着脸，一言不发。师长生了三个姑娘，都在台湾，目前只跟二姨家的老大还有联系。
之十一：四姨要留我们打麻将
从杰宗家出来，雾气仍没有散的意思。我们跟杰宗表哥一起钻进大哥的车里，过渠道上的桥，到最后一站杨河去拜年。
小时候上杨河，也是走的这条路，沙石机耕路，可以并排走两辆“土蛤蟆”（拖拉机），不像农村那些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灰的土路，那时候觉得那路好宽、好直、好平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那阳关大道不过如此吧！
可是今次重走，虽然路面已用水泥修了，仍觉得太逼仄了。雾气又很大，路况也不熟，两辆小汽车要错车，都得小心翼翼，生怕有刮擦。过年期间，人来车往的，这条通往杨河镇的交通要道，顿时繁忙起来。越怕麻烦越麻烦，一路上错车五次，还遇到堵车，耽误了不少时间。特别是在汪葛店过去的茶山水库堤上，一边是水落几丈的水库，一边是几十丈深的稻田，胆战心惊。雾又大，路肩又窄，大哥开车十分小心，二哥下车去导引，我坐在车上，提心吊胆的，生怕有个闪失。一二十年过去了，这条路，只是平整了地面，砂石路变成了水泥路，但没有加宽，更不用说刷黑了，这说明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还是力度不够。据我所知，在黄冈，很多通向村镇的山区道路都修得很好，位于平原地带的杨河，却明显滞后。
11点半，总算到了应城杨河四姨家里。说是家，其实是租住的屋。前面说了，四姨的家在大堰村壕里头湾。前年，四姨爷患肝癌去世后，60多岁的四姨就独自一人在老屋里住了（四姨爷去世，我写有一篇散文《一个天主教徒的乡村丧礼》）。四姨没有儿子，这在农村是个遗憾，我曾写有一首诗《四姨的错误》，其实，不是四姨错了，是乡村的老观念错了，是生存的现实错了。姨爷死后，四姨的三个女儿金华、银华和国华一合计，就让四姨把老房子一锁，接她到杨河镇上来享福。老大老二都在外面打工，三女儿华在杨河镇上开店卖衣服，可以就近照顾四姨。
年，正月初一，四姨和四姨爷。
起初，四姨到镇上去之后也没什么事做，天天打麻将，也帮国华料理一下家务。时间一长，四姨就待不下去了，她想回壕里头去住，都是熟人，散荡些。姑娘们不答应，老婆婆年纪大了，湾子里又没什么人，一个人回去生活，不放心。两年过去了，四姨只好仍住在杨河那个租屋里。
去四姨那个租屋，不好找，七弯八拐的，这两年来拜年，都是有表兄带路。今年是杰宗哥带路，一路走，一路想杨河曾被日本鬼子占领过，这复杂的地形，非把人弄昏不可，怪不得小日本搞不赢的，瞧咱这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四姨家到了，国华表妹在门口低头玩手机。房子是一排七八十年代的老平房，红机瓦，无吊顶，一通有三间房，分别是客厅、卧室和厨房，厨房外面是个小菜园，菜兴得好，脆生生、绿油油的。房子很简陋，我对这样的老房子却充满感情，我初中时，所住的就是这样的房子，那是洪山初中分给爸爸的宿舍，我在那屋里生活了三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到黄州那所老学校教书，也是住这样的红瓦平房，一住住了十几年，我结婚、女儿出生都是在平房里，直到15年后我离开了学校，才结束了“红瓦房时代”。
前几年来拜年，叹念四姨一个人遭业，我们都没有在她这里吃饭，今年却一定要在她家里吃。早上出门前，我妈还在嘱咐：“阔是（一定）要在四姨家吃饭的咹！你们打个过、不吃饭，四姨有想法！”跟二姨一样，一年到头来一趟，不吃她一点喝她一点，她们总觉得过意不去。尤其是对四姨，她没有儿子当家立门头，内心里更是敏感，你要不吃饭，她会认为你看不起她。四姨在杨河街上住着，她又没有种田，没有生活来源，我们哪里会计较她怠慢不怠慢我们！这是人情和自尊，常常以一种不可理喻的隔膜或者悖论而存在着。
好吧！今年就在四姨家里吃饭。杰宗已经吃过了，四姨忙活了一早上，其实只是为了招待我们杨家三兄弟。四姨的饭菜，跟我妈做的品类和口味完全一样，在她家里吃饭，就更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跑了一上午，又没过早，的确是饿了，也不客气。四姨看我们吃得香，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很慈祥，跟我妈妈一模一样。几个姨妈中，四姨是长得最像我妈的一个，小时候在外婆家吃酒席，人多客杂，一转眼妈就不见了，常忽然看到她在人群里，跑去抱着腿仰面喊妈，她回转身一看，原来是四姨！至今，我每次看到她慈祥的面相，总有一种暖流在心里流淌，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如此酷似我的妈妈了。
我画四姨爷。
刚放下碗筷，四姨就要国华表妹联系人，张罗着打麻将。在老家，这在原先是待客的一种方式，但近十年以来，却几乎成为待客的唯一方式。没有旧事可叙，没有家常可以聊，没有感情可以交流，一来客就是麻将、麻将。现在，我老家，基本上是村村有牌场、家家有麻将。如果你去村镇里走一回，随时都能听到噼里啪啦的麻将声，听得人心烦心焦。
受爸爸影响，我至今不会打麻将，也不喜欢麻将，别人打麻将，我看都懒得看，不拢边！像我们父子这样不沾麻将的人，在乡村里，其实是非常另类和孤立的。偶尔走个亲戚，自己不能融入，感觉很别扭。我甚至对日夜沉湎于麻将的人会产生恶感，我觉得坐在麻将桌上的人，看上去都势利、颓废、自私、丑陋！在我的老家安陆城，甚至出现一种怪现象，绝大多数的饭馆酒店的包厢里，都配置有麻将桌，餐桌和麻将桌，大有可能成为继白花菜、南乡萝卜之后的安陆第三大特产！
年，正月初二，邻居打麻将。
应城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说麻将蔚然成风还是轻的，麻将几乎都成了灾难，它严重侵占了村镇人的日常工作、业余时间与精神世界。麻将所带来的一系列家庭和社会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人们的精神生活也越来越苍白，这是让我每次回乡，都感到十分忧虑但也无可奈何的事。振兴乡村，我觉得首先要狠刹麻将与赌博之风，不能让金钱、算计、输赢主导人的内心，应该倡导健康有益的娱乐活动，如唱歌、跳舞、演戏、读书等等。广场舞尽管遭人诟病，我觉得在乡村里还是得到了令人可喜的普及，它至少把许多人从麻将桌上给拉了出来。在这上面，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文化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像我们组织的文艺轻骑兵下乡或送春联送演出送祝福这样的文化惠民活动，的确还要大力普遍和长效地开展下去。扭转和营造良好的文艺娱乐，打造乡镇精神文化生活，大有文章可做！
尽管四姨和华表妹一再挽留打麻将，但我们还是告辞了。不打麻将，挺好！
之十二：三个表哥
从四姨家出来，我们去东发表哥家去拜年。
大姨生有三男三女，三个表哥是连发、东发和爱发。20年前，连发得癌症死了，大姨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连发结婚的那个晚上，我还只有五六岁，在他们的新做的生土砖洞房里，又唱又跳，进行个人专场演出。谁能想到，我小时候可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把戏！记得我表演的节目里有费翔的《冬天的一把火》，是从那年春晚上学的。我搞得很带劲，表哥表嫂高兴地为我鼓掌捧场，我闹腾到深夜才不情不愿到另一间房里睡觉去，全然不知道人家春晓一刻值千金。类似大煞风景的卖力演出，还在二姨家的享宗哥、舅爷家的松青哥结婚的时候，三次激情上演过。我的那些哥嫂们，竟然都包容我的顽皮和不懂事。时隔多年，我都当孩子她爸了，偶尔见到他们，他们还会说起我小时候的种种，“你小时候是个小把戏，小玩意，几逗人痛！”
大姨家的爱发哥，是几十个表兄活的里，最早考上大学的一个，我是第二，我家的表兄数不清，考上大学的也就我们两人。爱发从应城一中考上了南京化工学院，毕业后到苏州一家日资企业做高管，工资很高。自从在苏州安家落户之后，每年春节他回得少，就很少看到他了。
爱发打小就是书生模样，言语不多，比较安静。我爸常在我面前，拿他做比：你看爱发几沉稳，哪像你“黄皮灰”“一铳药”；你看爱发成绩几好，一回家就看书，哪像你，成天到处野；爱发如如，你如何如何……小时候，爱发是属于“别人家的孩子”，反正浑身都是宝，反正比我强。对他，我是又羡慕又敬佩，又自惭形秽，无论怎样努力，反正不如他。事实上，我也的确不如他，如今，爱发自己在苏州成家立业，还把自己的好几个兄弟姐妹都带到苏州去了，他们那个家族，一半都成苏州人了！我呢，至今一个人在黄冈，我一个人亲戚也没带出来，孤魂野鬼似的，能跟他比吗？
年，正月初一，大姨家的路和水塘。
东发排行老二，他就沾了他弟爱发的光。东发家的大小子，叫建建的，就在苏州工作，他们就在苏州买了一套房。东发去年来拜年的时候，聊过房子的事，年，他在爱发的建议下，在苏州吴中区每平米花了块，买了一个80平的房子，总共不到50万，现在值多少？多万，翻了几倍！我跟东发哥说：不能比啊，你现在都是苏州人了，我却连苏州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我曾跟爱发说过好几次，我想去苏州看看，他说好啊，你来，来找我，住我家里，我带你去玩！他把电话也写给我了，但我没去成，电话也弄丢了好几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一直是我想去的地方，明代的吴门画派、吴门书派都出自那里，我喜欢的沈周、文征明、祝枝山、王宠等书画大家，都曾在那里生活创作过，我总想去寻访寻访他们的遗迹，沾一点他们的斯文雅气，可是至今未能成行。
东发在苏州买了房，但没搬过去住。他在壕里头、杨河都还有两套房。大姨和大姨爷相继去世之后，壕里头的房子就空闲着。去年腊月底，他在老屋里“叫老人家”（祭祀），明明记得是把蜡烛给吹熄了的，还吹了两回，可是年三十回去看，还是起了火灾。屋子没烧着，只把大姨和姨爷的灵牌遗像都给烧没了。他跟我妈说：“我明明记得是蜡烛灭了才走的，不晓得是怎么搞的又起了火，您说是不是爸妈怪我了？”妈妈只好安慰：“哪能呢，只怕是你冇把蜡烛吹过心吧。”
年正月初三，画我妈妈（左二）打麻将。
东发表哥跟四伢嫂子，常住在杨河，壕里头还有田地，农忙时就回去忙一阵，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打工。东发每年“上东北”去做泥工活，家四口人，都是壮劳力，都在赚钱，日子好过着呢。不过两个儿子都快三十了，都还没有谈朋友结婚，这是表哥表嫂的心病。谈婚论嫁这事，也急不得，急也没用，太监急皇帝不急啊！我的两个外甥，一儿一女，都过三十了，我的两个内侄，也是一儿一女，二十好几了！他们四个都还没有婚嫁，我这个做三舅和三爷的，也跟着在一旁着急，有什么用，干着急！他们四个都人长树大的，也不好问，更不好苦口婆心做思想政治工作，弄不好，招人烦。
东发哥的屋，也在杨河一个七弯八拐不可描述的弄子里。乡镇的房子，都长一个模样，来好多回了，还是找不到门。好不容易摸到他家那栋楼，又不知道是第几层。四楼，还是五楼？我们兄弟仨都迷糊了。过年过节的，你提着“接仪”（礼物），要是敲错了门，那可掉的大。于是只好打电话问妈，四楼！妈妈确信无疑，我们从五楼又退回到四楼，一看，门上没有贴春联，他全家是不是到苏州过年去了？大哥上去拍门，拍半天，没反应，那就肯定是去苏州了，反正礼性是到了，撤吧！
我们走到了街是，妈打来电话，东发一家没去苏州过年，就在杨河街上。为什么没贴春联？他怕是搞懒散了，图俭省——那，人都去哪里了？原来，大儿子在苏州没回，小儿子在菲律宾务工，东发表哥出去拜年了，那表嫂呢？麻将，打麻将去了！
咳，又是麻将！
之十三：柏青哥的迎客松
从东发表哥家出来，我们紧接着去大舅表哥柏青家里去拜年。
柏青表哥过年没有回，我们知道他不在家，表嫂幺蓉应该在的，只见他家里门虚掩着，推门进去，把礼物放在茶几上，高声道“柏青哥、幺蓉姐，恭喜发财！”却没有人应声，再喊一遍，儿童房里门开了，探出一个小脑袋，说：“奶奶不在家！”这是柏青的小孙女，我们问：“哪去了？”“打麻将！”小孙女不认识我们这几个表爹爹，嗵的一声关上了门，不再理会。
咳，麻将，还是麻将！我们无奈，只好离去。我见茶几上摆有水果，拿起一个桔子剥了。我想，噶婆和舅爷都不在了，来大舅表哥家，就是走噶嘎，走噶嘎，不吃点喝点，不白走了一场？
舅爷家原本有四男三女，四个儿子分别叫社青、柏青、松青、长青。社青是我们那个庞大家族里的老大，生于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时期，可惜生病夭折了。为此，舅爷发了他汪家祖宗的脾气，把神柜上的祭品都给摔了。不过祖宗们不以为忤，还是慈悲为怀、怜见眷顾，之后几年，舅爷接连生下了三个儿子柏松长青。其实应该叫松柏长青才对，不知道怎么搞混了。
大舅表哥柏青是我们表兄队伍里的老大，已经快60岁了，他今年过年没回来，据说为一个什么厂子守大门。可别小看了这个守大门的农村干瘦老头，柏青表哥年轻的时候，可不是简单的人！他聪明绝顶，多才多艺，吹拉弹唱，诗文书画，可说样样精通！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被埋没了乡村艺术家。在闭塞的乡村，他没有学习氛围和师傅，却自学成才、无师自通，学得了一身的本事。柏青哥初中还没读上头，就回来搞生产，80年代，他在汪葛店村教小学语文，他的汉语拼音教学在全杨河都是数一数二的，那时候名气大得很！
柏青哥的书法写得好，每年过年，我最期待的就是去看他家贴的春联，不用说，一手漂亮的行草书，个个称赞！尤其是他写春联绝抄袭《实用春联大全》或老黄历，他家的春联，全部都是自己创作自撰的。以前我不懂书法，只觉得他的字写得溜爽有劲，潇洒清秀，现在我懂一点，再看柏青哥的字，觉得他学过王羲之和文征明，但他从不临帖，在农村，他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学习借鉴。那么，他的书法是从哪里来的？无师自通吗？为何无师自通而又看得出有师承、有传统的字码信息呢？如果非要追根溯源，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中国读书人骨子里的传统基因在起作用。
年，正月初一，柏青表哥家门，柏青哥和他的孙女，春联即是他的手笔。
柏青哥不仅字写得好，他还会画画，懂装潢，他家的春联，不仅是红纸黑字一写了之，他在还在颜色和幅面上做文章。他用金粉或黄色颜料写字，红配黄，亮堂堂；他别出心裁，在字的装饰美化上动脑筋，他在字的周围勾上轮廓线，或在对联的天头地脚画上花草图案，做好看的效果——这在八九十年代的偏远乡村，可是极其少见的！欣赏柏青哥的春联，对儿时的我来说，不仅一种传统文化的浸润熏陶，更是一种美术的启蒙学习。我后来学美术，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或多或少受了大表哥的一些有益的影响。比如我现在画松树，针叶要画成扇形或圆形，叶子要排成品字形，不可朝下……谁教的？柏青哥的兄弟松青教的，松青跟谁学的？跟他哥学的！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十分清楚的记得，柏青哥结婚新做的那向新土砖屋里，堂屋后墙正中，贴着一幅雄伟的迎客松，两边配有对联，都是柏青哥的手笔。不知什么缘故，小时候我对书画特别感兴趣，每次去外婆湾里，我都想去看柏青哥家里的迎客松。那幅迎客松，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了！我偶尔也画松树，一下笔，柏青哥家里的那幅松树就跑到了我的眼前和手下。那幅迎客松不知还在不在，那间屋子，在舅爷过世之后，就上了锁，要不了多久就会朽坏坍塌。
柏青哥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更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充满激情的人。在落后闭塞的乡下，又有几个人真正懂书法和画呢？他写给谁看呢？所有亲戚里，我爸是中小学语文老师，算是一个土知识分子，可算是柏青哥唯一的文艺知音，每年过年，柏青大表哥来我家拜年，酒桌上，听他和我爸爸聊文章字画，那是我最爱听的，是过年最美好的时光之一。
柏青哥那么有才，可是却命运多舛，一生不顺。八零年初期，我舅爷在大队当干部，柏青哥和幺蓉嫂教书，就有人不舒服了，反映说汪家有三个人在大队搞亊，没人种田，社员们不服。大队只好决定，他们三个人中回去一个，参加小队生产。当时杨河区教育组很器重柏青哥，幺蓉嫂提出她离教回队，她要保住柏青哥，但柏青哥觉得云梦平原地方长大的幺蓉嫂嫂自学校下学后就没怎么做农活，她们娘家主要是种菜，不会种水稻，也是出于对媳妇的爱，柏青哥就留下幺蓉，主动回队了。那时，柏青与幺蓉新婚燕尔，附近村里打电影，湾里人都跑去看，柏青哥说：“我不看电影，我回家看我幺蓉！”这被当个笑话在老家流传，我不觉得可笑，反而为柏青哥的真性情而赞叹。
表嫂通过努力，慢慢从民办转成了公办教师，还被评上了小学高级教师，退休后，旱涝保守，一个月雷打不动总有大几千的退休金，这在农村是让人十分羡慕的。而大表哥，则完全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如今年过六十了，还离家在外为生活奔波，过年都不能回来与家人团聚，对比一下他年轻时的激情和才华，不能不让人叹息命运无常、造化弄人！
年三十那天，大表哥在我
